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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儿童文学写史如何打破原有窠臼

归档日期:04-30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儿童语言模型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打破以往儿童文学史叙事方式的静态与孤立,注重梳理各个阶段儿童文学发生、发展场景、事件与特定时代背景、文化语境的关联,使儿童文学史真正成为作家作品、文学现象动态发展的历史。

  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大体有“史料型”、“史识型”、“统合型”之分。“史料型”史著大多资料翔实,体例规范,逻辑严谨,表述客观,以其对文学史实的耙梳、整理和提炼,还原特定时期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。这类文学史著作的优长之处在于点面结合,脉络清晰,结构严整。其贡献多体现为通过对史料的钩沉、分类和评析,厘清文学各个历史时期或不同地域的发展脉络与主要特点。其缺点则是易于滑入“述而不作”的误区,“史实”多于“史识”,缺少对文学现象、思潮及作家、作品的深入探察与思维洞见。

  通观国内已有的儿童文学史,属于“史料型”史著的为数不少。如彭斯远教授的《重庆儿童文学史》和马筑生先生的《贵州儿童文学史》都属于“史料型”史著。

  “史识型”史著则与此不同,在这类史著撰写者看来,大凡撰写文学史,史料仅仅是基础,真正体现文学史面貌的则是史论。即文学史研究者、撰写者在甄别、择取、阐释、辨析、品评文学现象、作家、作品过程中所构建的文学原则、观念与理论依据。在“史识型”史著中,贯穿一部文学史的大体是研究者、撰写者的立场、观念,以及由文学识见所构成的文学史观。在注重史识的文学史中,文学史观不仅回答“文学何谓”和“文学何为”等核心问题,更主要的是,它以文学史论为依托,对纷繁芜杂的作家、作品、文学现象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,做出明晰的价值判断和理论概括。个人以为,方卫平教授的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》、朱自强教授的《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》,以及王泉根教授的《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》都属于“史识性”儿童文学史著。

  至于“统合型”,则“史实”与“识见”并重,文学发展编年、作家作品评析、文学现象透视三管齐下,珠联璧合,交相辉映。总体看,这种类型的文学史往往选材精当、角度精准、研究精深、识见精彩,常因洞察幽微、新见迭出而令人感佩,读之不忍释卷。窃以为鲁迅先生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钱理群、温儒敏、吴福辉等学者编著的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,夏志清先生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大体属于此类。

  参照上述划分标准,窃以为刘绪源先生的《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略》(下文简称《史略》)既不是以史料耙梳见长的“史料型”文学史,也不属于侧重专题研究的“史识型”史著,而是以“书话”形式写就的简易版“统合型”文学史著。《史略》中,著者在分析诸多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家、作品和现象之前,开宗明义,以“纯粹性、真生命、先锋性”为标识,树立了“纯文学”的审美原则与基于“文学鉴赏与批评实践”的儿童文学史观,并据此采取定点透视的方式,选择若干代表性作家作品深入分析,提出诸多不同于前人研究的文学洞见。而他所秉持的“把握在永恒人生与人性的文学表现中的它的时代”的“纯文学”审美原则,也因此成为贯穿全书的价值坐标、观念基调。这一思维立场、著述方式客观上奠定了整部《史略》创作史实与文学史论相统一,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,宏观勾勒与微观探析相表里,“以文学书话写史,用清浅口语立论”等几方面的鲜明特色。

  《史略》中,刘绪源先生牢牢把定“纯文学”审美原则来审视、品评儿童文学作品、现象,体现了基本史实与文学史论相统一的史家眼光和学术立场。

  其次,《史略》中,刘绪源先生将作家、作品还原到社会生活与文学现场中予以考量、分析,充分体现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理路。

  具体说,就是论述中,著者讲求“以点带面”“点面结合”,在论及作家作品时,注重从文本出发,既深入文本内容层面,对其题旨内涵、艺术表达洞察幽微、条分缕析,同时又不忘知人论世、“入内出外”,对作品诞生的时代背景、社会文化渊源细加评析,从而使得出的研究结论逻辑严谨、环环相扣,令人信服。比如,在论及郭风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《英雄与花朵》时,在指出这类作品艺术上“不忍卒读”的同时,也明确剖析了作家“雅淡、小巧”文风的丧失与当时“标语口号式”的创作风气和“愈演愈烈”的理论斗争不无关系。这样的文学判断持论客观、公允,令人信服。

  再次,《史略》中,作者秉持“纯文学”高标,立足“文本细读”和“文本分析”,以文学作品为依托,创作实践为准绳,充分体现了“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相融通”的文学史观和学术倾向。

  比如,在论述张天翼童话《大林和小林》的“童趣”风格时,作者在大量引述分析的基础上,将这种“以坏孩子、坏动物写坏人”的审美方式与布莱希特“间离效果”相比较,指出这样的审美同样是“将人提高,同样是“以文学推进社会”。

  除了上述内容层面的特色外,《史略》在表达方式上别出心裁,以文学书话与自由随笔写“文学史”,开创了国内儿童文学史写作的新范式。

  通常,在一般读者印象中,文学史可谓动态发展的作家、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变迁史。决定文学史脉络和特征的是作品。因此,从这个意义上说,文学史其实也就是作品史。作品审美的精度、纯度、力度,决定了文学史的高度、广度、深度。《史略》中,绪源先生精心选择从五四时期,到“文革”结束60多年间十多位儿童文学作家的二十几部儿童文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,不仅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、发展的基本轮廓,而且对期间的艺术流程、观念嬗变、思潮交锋都做了精要而深入的阐述。其中,诸多作品分析,既是有深度的作家作品论、文学思潮论,也是一篇篇沉潜思索、识见新颖的书话。而那种清浅率直、明白如话、言近旨远的文体风格,更是师承周作人、丰子恺、沈从文、汪曾祺等现当代作家,显示了作者丰厚、广博的理论学养与冲淡、平和的学术气质。

  综上,笔者以为,刘绪源先生的《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略》就当下国内的儿童文学史研究而言,有如下四方面的贡献。

  在文学史观层面,突破以往儿童文学史研究“政治本位论”“国家本位论”立场,通过“儿童本位论”“文学本体论”超越“政治话语模式”,使儿童文学回归“文学现场”,成为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  在叙述方式层面,打破以往儿童文学史叙事方式的静态与孤立,注重梳理各个阶段儿童文学发生、发展场景、事件与特定时代背景、文化语境的关联,使儿童文学史真正成为作家作品、文学现象动态发展的历史。

  在文学史实层面上,该著发现,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后,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中存在的“国家性”“民族性”叙事与“生活化”“私人性”叙事并存不悖的创作景观,揭示了近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复合性、开放性。

  在文学史识层面,该著在深入剖析《大林和小林》《宝葫芦的秘密》《小猪奴尼》《没头脑与不高兴》《长长的流水》等作品基础上,对其中的“童趣表达”“心理成长”“教育意识”“游戏精神”“战争记忆”做出了富有新意的审美解读,对上述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做出了全面而准确的评价。

  尤其是,该著打破了文学史书写中权威化、经典性学术话语体系,以清浅平和、直白流畅的口语化、生活化语言复述作品,品评分析,极大地增强了理论图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,为理论图书的写作树立了可资借鉴的良好语言模型。

  刘绪源先生的《中国儿童文学史略》(1916-1977)植根于中国现代文学语境,不仅清晰勾勒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、发展的基本脉络,而且以其点面结合、史实融合史论的撰述风格,以及独到的研究发现、思维创见拓展了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疆域,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提供了新的史著范例。(李学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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